另外，谭嗣同的诗才在当时还是比较有名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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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仅仅是谭嗣同，就好像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林旭、杨深秀这些人，张煌也是很感兴趣的，这所谓的“戊戌六君子”们无论是不是很有能力，至少都是很有责任心的，张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才，就算是外放到各地成为县令也很不错，而且随着臻国的发展，这些人慢慢积累经验，随后也都成长起来，将来都是当用的人才呢。
就好比说是像康广仁，这位康有为的弟弟，虽然没有自己哥哥来的名气大，但实际上的能力似乎犹有过之，其人早年不事举业，认为国家弱亡，皆由八股锢禁人才所致，曾作过浙江小吏，后耻于官场污秽腐败，弃官不做。
1897年初，康广仁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任总经理，旨在“发明民政之公理”，旋赴上海，倡设女学堂，并与梁启超等设立戒缠足会，遭守旧份子诋毁。
后闻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立即积极响应，主张在外交上联合英国，在内政上废八股取士之制，广开学校，讲求实用之学，以培养更多的维新爱国志士。
1898年春，康广仁与梁启超结伴入北京参与新政，助康有为拟新政奏稿，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戊戌政变时被捕入狱，谈笑自如，犹自宣称“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不久与谭嗣同等人同时遇害，事年不过31岁。
单单从这一连串的经历上去看，就知道康广仁在实务方面的能力还要强过自己的兄长，事实上后来徐子靖、王小航就曾经专门说过一次：二康皆绝伦之资，各有所长，不能轩轾。其言虽稍过，然幼博之才，真今日救时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盖为兄所掩，无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与幼博之持义，适足以相补，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为多焉。
然则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笃挚，惟复生与幼博为最。复生学问之深博，过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条理，过于复生，两人之才，真未易轩轾也。呜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两君者可复得乎？可复得乎？
在这里两人认为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才华相若，但实际上这样的评价还是有些低估了康广仁而高抬了康有为，至少康广仁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就要远远强于其兄！
当初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因为过于倔强，不知变通以至于不但和慈禧一系的力量成为对立面，就连本来可以团结的洋务派也接连得罪，使得自己陷于四面楚歌之地，对此康广仁就对其胞兄有过这样的批评：“规模太光、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动太大。”
只从这一句评价上就不难看出，至少在人情世故方面，康广仁远要比乃兄康有为更强上很多……更何况相较于慷慨赴死的幼弟，事发一刻立时间逃往海外的康有为实在难以自喻，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
——自从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逃亡之后，有谁再看到他还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过什么？要知道那时候光绪只是被软禁，可不是被处死了哦！
【一个这样容易就放弃的人，如何能和那些慷慨赴死的烈士相比？】
除此之外，其他六君子中，刘光第是福建省武平县客家人，系光绪九年中癸未科殿试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在刑部供职达十余年，任京官期间，虽生活清贫，但廉洁自律，一尘不染。敬业勤慎，政绩甚佳。公余闭门读书，不事权贵。尽管自己官声颇好，升迁无碍，但见国难当头，常自忧虑，以致缺眠少食。
当时刑部受贿成风，刘光第却从不接受，而且办事十分谨慎，一丝不苟，并因为这个得罪了上司，屡屡失去升官的机缘，就连在他临死之时，犹自质问监斩者——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
在受刑时，刽子手强按他跪下，刘光第崛立不从，“神气冲夷，谵定如平日”。受刑后，头被砍了，身躯还“挺立不化’，围观的群众莫不为之惊心动魄，有的甚至拿出香蜡纸烛为他招魂。
后来梁启超为之作传，康有为作挽联，称“孤旌特表六人中”。而其他人士，亦予其高度评价，慨言曰：政府寮友见者，谓君子于政事无新旧畛域，斟酌最平允焉！
再如杨锐，四川绵竹人，也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光绪十五年授内阁中书，后晋为侍读，曾入张之洞幕府，在北京任职期间经常写信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集精兵猛将大举北援，保卫津沽，其人虽然也被视为是维新派之一，并且与康有为相熟，但变法主张却多有不合，攻击康“多谬妄”，声称要对新法“稍加裁抑”……对于这种党而不群的人，张煌一向充满了敬佩。
又好比说林旭，福建侯官人，时年不过23岁，虽屡试不中，却被翰林学士王锡藩以“才识明敏，能详究古今，以求致用，于西国政治之学，讨论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务，英年卓荦，其才具实属超群”，将他推荐给光绪帝，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四人被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在所有人中上书言事最多，不少变法上谕出自他的手笔，以至于被慈禧点名要砍掉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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