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不单单是北洋军事改革委员会内部的那些乌合之众，就连委员会主席曹锟本人也都很清楚的意识到，自己这一下子算是彻底要告别政治舞台了，甚至都还有性命之忧。他从始至终所预测的只要拖延足够的时间，就能赢的这场对抗最终的胜利，只是却没有预料到，自己拖延至今的时间，却仍然不足以成事。
或许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此消彼长”这个道理。随着中央近卫军在前线越来越来有干劲，同时也渐渐取得了一些优势之后，纵然全国上下那些不知所谓的星斗小民们还是听风是雨的高呼“反帝制”，但隐藏在整个社会背后，真正掌握着全社会权力的那些资产阶级、官僚阶级、少数知识分子们，在他们看来一切却似乎远没有那么简单。
毕竟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仍然很落后，只有那些控制着社会的人想要改变，这次“变革”的行动才真正有可能得以改变。老百姓？这些人都只不过是龙套看客罢了。就如同当年清廷所遇到的“戊戌变法”之类，声音叫得再响亮有什么用？真正控制着各方面大权的那些老爷们不点头，一切都如同竹篮打水。
曹锟现在当真有了一种陷入众矢之的的感触，万万没想到做为过来人，自己却千算万算把这么简单又这么浅显的道理给算漏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华革命党在这段时间如此大张旗鼓的造势，可终归影响平平。要想推翻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除了舆论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掌握整个社会。只可惜有些东西偏偏不是那么容易。
民智未开，所以“民主”所带来的力量如今根本不可能发挥出来。
正是有鉴于此，曹锟这几日十分懊恼，有时候认为自己当初做出这样的决定太过草率，有时候又痛恨自己算漏了最重要的一点内容，还有时候则是感叹“天不助人”。
做为北洋军事改革委员会实际的掌舵人都如此，更遑论下面那些乌合之众。
眼见孝感惨败，五万多人的主力部队竟只逃回来几千人，汉口这边无论是从声势还是从实力上，算是一下子都打完了。哪怕这几日天天开会，会议上一直都声称陕西、江西两省已经有所行动，是，没错，确实有一些行动，但也都是可以忽略不计如同蝼蚁般的行动。人心早已经散了，剩下无非是趁最后一点时间来做出最后的决定。
从七月份开始，北洋军事改革委员会下属的行政单位便开始出现了一些情况，最开始只是那些底层的小官员，经常动不动便请假不到。私底下却是盛传很多人已经在为出逃汉口做准备。至于上面那些监督的官员也都无所作为，认为这些小官员原本就是混饭的等闲之人，如今是走是留根本不足轻重。
可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开出的先河，这种人人自危想要寻找后路的形式，很快就开始向委员会的高层蔓延。不光是那些军政要员，甚至连带的那些原本支持北洋军事改革委员会的汉口大商人、大财主们，也立刻收紧了囊袋，并且悄悄的通过各种办法将家产转移到南方，或者更好的则是转移到北方。
随着北洋军事改革委员会内部的紊乱越来越严重，武汉三镇的社会秩序也越来越混乱。
许多士兵都开始绝望，而这种绝望的氛围又彷佛是瘟疫一般传染力极强，很快便从骨子里认定汉口不久将会失守。他们这些当兵的哪怕明知道战争将会是失败的结果，可偏偏仍然不能在这个时候轻易逃走，并且真到打仗的时候也得义无反顾的上前线当炮灰。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怨恨，再加上原本松散的军纪，最先绕道武汉秩序的人反而就是这些大头兵。
到七月中旬过后，几乎每天都能传出士兵聚众赌博、抽大烟酗酒的报告，对于这些情况还算是小事，甚至可以被当作完全忽略不计的芝麻绿豆般的事。而相对于更重要的，则是频繁的发生士兵进城抢劫、偷窃，吃霸王餐，任意殴打以及互殴，更有甚至还有强奸、杀人等等恶劣事件。
起初曹锟还曾下令整治，可是才没过几天，情况愈发不可收拾。别说没有多少人能去执行命令，甚至只要是军队中层的军官也都全部加入了那些恶劣行为之中。
对于武汉的情况，早先潜伏在汉口的特攻队很快便汇报到了信阳。
不过因为这段时间袁肃本人还没有从开封返回，而之前总司令部制订的计划全部都是遵循孝感战后的休整上面。所以即便明知道这是一个好时机，可仍然没有办法立刻采取军事行动。即便这份汇报送到了在孝感整顿军备的蒋百里手里，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和推测，也没有觉得在这个时候适合发动进攻。
所谓的时机并不单单是指汉口内部又一时的动乱，既然有了这种动乱，那便充分证明了汉口叛军内部已经失去了坚守的希望。换言之，汉口的情况已经板上钉钉，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之八九还会越来越糟糕。既然敌人已经没有任何威胁，那也没必要急着现在来结束战争。
同样在这段时间，江西、陕西两省对北洋军事改革委员会的处境感到很是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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