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做法似乎会造成所谓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不过一方面更戍是以指挥为基本单位，一个指挥是不会被打散的，所以基本战术单位的战斗力应该不会下降；另一方面今后的各级军官都将是武学出身或者经过武学进修的标准品，在平级之间挪一挪位置应当不会严重影响配合。
再者说了，今后各个战区都会有比较固定的参谋机构，会针对具体战区推演多个应变预案，到时候主将根据预案做出各种决断，军队平日根据预案进行各种训练，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双方的生疏。
而且这个代价是必须付出的，搭积木一般的军队战斗力肯定不如那种将士一体如臂使指的军队，不过后者必然会面临层出不穷的叛乱和割据风险，这种风险对国家和百姓的危害性显然要大得多。因为制度缺失而导致的叛乱和割据随时都会将国家拖入残酷的内战，而不管这个朝廷的衰退失能状况，而边军战斗力略微下降一些，在多数时候并不会引起太大的危机。
更何况，现在大周的军队已经用上了初步成熟的火器，而且可以逐步因应火器的使用发展出合适的军事教育与动员机制，这种最适合农业文明的武备和军事制度必然可以弥补更戍法导致的边军战斗力下降，只要郭炜主导得好，只要大周的前几代皇帝不犯浑，农业文明面对游牧部落的军事脆弱期是可以顺利越过的。
另外，火器的发展，除了给农业文明的军事力量以极大增幅之外，同样会更有利于中央集权与文官政治。比起控制边军的粮饷来，朝廷和文官们控制军队的火器生产与补给显然更为容易一些，越是技术水平要求高的火器，也就越要求更发达的经济、更多的人口、更大的城市、更多样的产业，当然也就越发要求一个更广大的国土、更有力的中央朝廷和更高效的文官政府。
总之，此时的郭炜比历史上的赵匡胤更有底气实行更戍法以加强中央集权，更有底气迁都而不担心京师的驻军人数太少。
或许是看到了郭炜在那里连连点头，也或许纯粹是因为卢多逊的长篇发言引起了共鸣，次相兼兵部尚书吕胤这时候才开声：“西京三面有大山为固，北面则有大河为阻，河北且有太行之险，依山负水，和四面畅通的东京比起来，的确可以省去许多戍卒，即便同样仰赖于东南漕粮，汴水的负担也会轻上不少……迁都洛阳的确可以考虑。”
“只是迁都涉及到十余万禁军以及朝廷官吏，还有赖此为生的数万士庶百姓，骤然兴事，恐怕一时间钱粮与民力都耗费甚巨，而且会引起民间扰攘，臣以为应当慎之又慎。”
户部尚书李昉倒是没有反对迁都的主张，也没有倾向于将都城迁往哪里，只是皱着眉头表示了自己在民政方面的忧虑。
卢多逊马上就作出了针对性应答：“洛阳城池宫室经大唐营造，历代维护不辍，此番若是迁都，却是无需特别修营，只要迁徙朝臣与禁军，所费不过与陛下亲征相当。两京相距四百里而已，十余日可达，水陆兼行并无多少劳顿，钱粮耗费定然不多，也无需征发多少民夫，就是拣冬日农闲之时从陆路走十余日也无妨。”
“洛阳居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形胜足以代数万精兵，城池宫室不假修营，确实宜为都邑。迁都之费也确实如同卢尚书所言，只不过是陛下亲征十余日所耗，以朝廷息兵四年的积攒，根本就不在话下。”
枢密院度支部尚书张崇训看了一眼判三司赵玭，最终还是主动地站出来对卢多逊表示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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