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默涵这时摆了摆手，打断了周明顺，他对在座的听众们说道：“小周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但是说的还不透彻。西洋国家，无论哪个，都很重视保护本国的商人，保护了本国的商人，就等于保护了本国的工商业。保护了本国的工商业，就等于保护了国家的经济命脉。1840年的时候，英国人为什么和我们打仗？就是因为当时林则徐虎门销烟，危害了英国鸦片商人的利益。当然了，中国人从来就不缺英雄，比如同治、光绪年间的胡雪岩，就是个商人英雄，奈何朝廷昏庸，居然联手洋人和买办把这样的一个民族商业家给扼杀了。在我看来，把胡雪岩这个工商界的民族英雄杀死的，有两个罪魁祸首。第一个就是昏庸的朝廷。”
一红就死是条螃蟹哲理，也是中国商才的逆淘汰法则。
黑白通吃的胡雪岩成为中国商人的偶像。后人佩服他权钱一把抓，且妻妾成群后院不失火，但谁想过他最终被谁所克？胡雪岩的克星，看似另一个利益集团的对手盛宣怀。诚然，在晚清红顶商人排行榜上，盛宣怀与胡雪岩不相上下，他们之所以成为“冤家”，不仅是因为同行——盛宣怀所涉猎的产业，从船政到纺织再到电报，无一不与胡雪岩碰撞。
光绪八年盛宣怀采用“窃听、掺沙子、挖墙脚”这三招，对对手胡雪岩发起暗战总攻。
窃听：盛宣怀通过电报掌握了胡雪岩的商业秘密情报。知道胡雪岩要高价尽收国内新丝、企图垄断丝业的动向。
掺沙子：盛宣怀一边收购生丝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偏偏不买胡雪岩的生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
挖墙脚：挖断资金链，拖死胡雪岩。胡雪岩80万两借款正好到了还款期限，外国银行向胡雪岩要钱。本来这笔钱是胡雪岩为左宗棠代筹的军饷，应由各省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但盛宣怀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打着李鸿章的大旗，指使上海缓发这笔协饷，然后又让人四处放风，说胡雪岩银行倒闭在即，造成挤兑风波。
盛宣怀的“三板斧”，让胡雪岩防不胜防，四面楚歌的胡雪岩穷途末路，即便卖房产清仓，但最后还是没挨过挤兑风潮。银行门槛被踩破了，门框被挤歪了。无力回天的胡雪岩终于破产。
这就是胡雪岩的破产瞬间。从胡雪岩的“突然死亡”来看，胡雪岩的克星，铁板钉钉就是另一个利益集团的对手盛宣怀，然而，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胡雪岩的克星，看似另一个利益集团的对手盛宣怀，而实则另有其人，那个人就是——朝廷。胡雪岩的破产是清廷奉行的螃蟹哲学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朝廷保他，休说一个盛宣怀，就是堂堂李鸿章也奈他如何？巨商如蟹，巨商似猪，都是养肥了要宰的。官商也是商，本质为商人的胡雪岩注定是要被洗劫的，这主要由封建王朝的统治哲学所决定。贼王不善创造而善打劫豪夺；他要垄断一切，不会允许商人无限做大。
李默涵说道：“再有一个，就是我经常说起的洋买办了。”
外国洋行刚进入中国做生意时，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商业环境和政府关系两眼一抹黑，欲扩大业务必借重当地华人，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洋买办。洋买办往往是以独立商人的身份与外国洋行“合作”，他们要向洋人缴纳高昂的“保证金”，担保生意亏损时，以保证金赔偿。同时，也享有生意的收入分成。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为洋行的业务拓展殚精竭虑。除了结交官府掌握政府资源，也需要广交商业圈的关系，将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编织着层层关系与金钱的网络，疏通着种种富贵与利益的渠道，他们的前台是商场，后台是洋场，舞台是官场。正是通过他们，外国的资本渗透进中国的经济血脉，外国的商品涌向了中国的大城小镇，外国的精神颠覆着中国的意识，外国的利益捆绑了中国的权贵精英。可以说?没有洋买办，洋人的业务在中国将寸步难行，洋人的势力在中国也会一事无成。
生丝定价是由马赛纽约伦敦那里的纺织品交易平台决定的，与这里乃至整个中国的生丝产区没有任何关系，也与生丝的产量没有多大关系，洋行制定收购价委托买办收购生丝，至于买办和缫丝厂按照什么样的价格从农户那里收购蚕茧就是他们的事情，至于农户赚钱还是赔钱完全在于国际市场的定价和与之相联系的买办缫丝厂出的收购价格，这些信息农户根本就无从得知。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洋行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生丝出口的定价权，在洋行的压迫下，生丝价格每况愈下，十年中已跌去一半，江浙一带的丝农们苦不堪言，当地的丝商们惨淡经营，高额利润尽被洋行鲸吞。
胡雪岩开始介入生丝生意后，对洋行的高压有了切肤之痛。眼看着丝农被洋行敲骨吸髓而陷入破产境地，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夺取生丝贸易的定价权，迫使洋行在价格上让步。他开始仔细寻找洋行价格控制体系的破绽。洋行控制了生丝贸易融资、国际汇兑、外销渠道和航运保险，又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做后盾，似乎不可战胜。然而胡雪岩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难以控制生丝的生产源头。初春，胡雪岩深入生丝产地进行仔细调查，同时在与当地生丝商人们的交流中发现，当年的生丝收成减少，将出现严重的供货不足。他立刻抓住这一难得的时机，开始悄悄行动，在江浙育蚕村镇四处采购，广发定金，控制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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