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辗转颠簸，苏格兰特使格里菲斯一行终于抵达了日本的京都机场。
多年以前，格里菲斯就曾造访过京都，当时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一座古朴、厚重、别致的城市，跟19世纪中叶奠都的东京是截然不同的存在。正如人们评论的那样，这两座都市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了近代以来日本民族在坚守传统与追逐潮流中形成的双面性格。
东京核爆炸后，在宣仁天皇的带领下，日本政府和军民将首都迁回到了他们的这座“千年故都”（京都在公元794年至1868年一直是日本的首都）。短短三年时间，发生在这座城市身上的巨大变化让格里菲斯这样的外国人惊叹不已：一座座摩天大楼撑起了城市的高度，一条条宽敞大道拓开了城市的广度，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赋予了城市浓郁的现代化气息，一根根高耸的烟囱为城市源源不断地注入现代化能源。新街车水马龙、行人如织，且是环境整洁、秩序井然；旧巷人来人往、摩肩擦踵，人们彬彬有礼、彼此谦让……
在前往皇宫谒见天皇的途中，格里菲斯对同行的武官说：“看来他们说得很对，日本人没有被打垮，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逆境中重生了。”
“可是我有些不明白，先生。”这位军官回应道，“日本跟我们一样是岛屿国家，3年前，他们被迫签署了一份非常不利的停战条约，逐步失去了他们所有的海外占领地和那里的资源供给，导致他们的处境比起半个世纪前的状况还要糟糕，那么，他们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恢复过来的？仅仅是依靠历年来尽心积累的财富？旷日持久的战争，恐怕早就消耗光了那些储蓄吧！”
格里菲斯沉吟道：“我想，他们是在逐步从海外殖民地和占领区撤退的过程中，从当地人那里掠夺了不少现成的资源和财富，从而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修复并重启了他们的工业经济，然后以贸易的方式继续从周边国家掠取资源和财富，如此往复，所以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军官道：“难怪……只要他们的经济是可靠的，军事也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要他们如约履行我们之间的秘密协定，挫败爱尔兰人的阴谋还是大有希望的。”
格里菲斯道：“外交官的任务是通过外交渠道获取外部援助，至于如何运用好这些援助，将其转换成为战场上的胜果，那就要靠你们了。”
军官没有接话，而是低头陷入了沉思。即便在军事上得到了日本的全力支持，苏格兰能够抗衡新联合王国和英格兰的联手一击么？意大利这个号称世界第六、欧洲第三的军事强国，不也在短短几个星期里被揍得不能自理？
在谒见天皇之前，格里菲斯一行分别受到了当前掌控日本军事大权的两位元老——永野修身和畑俊六的接见。前者虽然从内阁首相的位置上退了下来，现在依然是政界和海军界的“镇海之石”，他的态度基本上可以代表半个内阁以及日本海军的意见；后者则是陆军界仅存的几位元勋之一，自军部重组以来便一直占据着“话事人”的位置，原本强势的海外派遣军纷纷归国之后，他在天皇的支持下对陆军进行了大规模人事调整，重新巩固了军部的统帅地位。
在与畑俊六的会谈中，格里菲斯得知日本陆军已经做好了派遣志愿师团前往苏格兰的准备工作。这支精锐的、按照混成师团规格编成的作战部队，将会帮助苏格兰对抗来自新联合王国和英格兰的威胁，而在跟永野修身的谈话中，格里菲斯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保证：日本海军不但会为日本陆军的行动提供可靠的海上运输，还将派出日本海军最优秀的飞行部队和潜艇战队前去苏格兰助阵！
其实早在三年前，在菲律宾海战中吃了大亏的日本人就开始效仿爱尔兰的做法，组建了他们的“志愿兵团”，以便绕过国际中立法实施非战行动。跟苏格兰签署秘密同盟协定后，军部从各常设师团的退役官兵中，筛选出一万多名“志愿者”，编成8个特别联队，平时分别部署在姬路、熊本等八处兵营，一旦形势需要，他们可以迅速集结起来，按照甲种师团的规格进行战斗编成。
换做是寻常的外交官员，这时候没准已经高兴得不知东南西北了，而格里菲斯不但出身苏格兰名门之后，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有着丰富的家族传承，他本人更是在外交领域工作了三十二年——前半程是为大英帝国效力，后半段是在苏格兰共和国尽职。近年来，他将工作重心转向东方，花了不少精力研究日本高层的思维方式和品性、习惯，深知他们是有所予必有所求，绝不会做赔本的买卖。
在经过小规模修缮的京都旧皇宫，格里菲斯第一次见到了日本的新天皇，已故昭和天皇的弟弟宣仁天皇。这个幸运儿原本并没有什么机会登上皇位，从小就不是作为储君培养，在军队和民间也没什么威望，东京核爆炸让他在一天之内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亲人，也让他一夜之间成为了这个国家新的主宰者。三年来，这位新任天皇四处奔走，安抚民众，整顿军务，勤奋学习，虚心求教，而且完成了与德国皇帝小威廉的历史性会晤，在名义上实现了东西方的和解，这些举动，使他得到了日本国民的高度认可，从而牢牢巩固了自己的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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