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来自战场的重要消息不再像从前那样易受封锁，尤其是在其中一方刻意为之的情况下，战报的传递速度和传播范围有可能超乎人们的想象。
战斗结束后不到一个小时，美英舰队连失“列克星敦”号、“厌战”号、“巴勒姆”号三艘主力舰的消息就在美英两国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哈特舰队的覆灭尚不至于逆转双方在大西洋上的实力对比，这样一场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失利无疑是非常值得重视和警惕的，如果不能找到根本问题并找到解决的办法，接下来很可能会有更多更加沉重的失利等待着美英军队，数万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有利局面也将不复存在……
这一天，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威廉-维奇-普拉特上将正陪同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视察位于波士顿的潜艇基地，闻得来自前线的噩耗，罗斯福当即停止视察，令普拉特召来负责情报工作的海军少将谢尔曼，试图从他这里找出这场灾难的根源。
在分析了寻常原因之后，谢尔曼闪烁其词地透露了一条消息——据说爱尔兰国王此番亲率舰队出征。
普拉特上将此前似乎不曾接到过这样的报告，他很惊讶地问：“这个消息的可靠度有多高？”
“事实上，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确认，也没有其他情报可以佐证。”谢尔曼少将面有难色地回答。
尽管这场失利跟自己没有直接关系，但身为美国海军的掌舵者和负责协调美英海军作战事宜的联席会议主席，普拉特难辞其咎，所以他有些恼火地质问：“所以你们既没有向我报告，也没有及时提醒前方的舰队指挥官？”
谢尔曼少将连忙解释说：“是的，先生。战争时期，我们每天都会收到数量庞大的情报，然后耗费大量的人力进行筛选、甄别。按照惯例，只有得到验证或可靠度达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或是价值特别重大的，我们才会相应采取措施。”
“难道这条情报的重要性不符合你刚刚所说的第三个条件？”普拉特上将反问。
谢尔曼鬓角已开始沁汗：“是的，先生，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实疏忽了这一点。”
不等普拉特继续炮轰对方，就任总统仅仅三个多月的罗斯福摆了摆手：“能从错综复杂的事务中找出关键信息的人固然出色，即便没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能证明他的能力或眼光出了问题，我想，谢尔曼将军所做的一切皆是在履行正常职务，没必要太过苛责。现在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敌人下一步要做什么，而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听了这话，普拉特的表情却变得更加严峻，他低头思虑了好一会儿，面色凝重地对罗斯福报告说：“您知道，我们的计划是以哈特中将的先遣舰队为饵，引诱同盟国主力舰艇离开圣米格尔和圣玛利亚海域，让他们失去陆航保护伞，然后以海军航空兵重创之。以哈特的性格，一旦发现情况不妙，肯定不会顽固硬撑，所以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他的先遣舰队居然会在一场实力相差不大的遭遇战中受到覆灭性的打击，这里面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诱饵，但斯坦德利的主力舰群和布洛克的航母编队却还在按原定计划行动，这也许才是目前最糟糕的事情，必须立即通知他们改变计划。”
罗斯福宽和地说道：“以我个人的了解，斯坦德利上将是个稳重、坚决而又懂得灵活应变的人，他肯定会及时改变计划，除非他没有收到哈特舰队被重创的坏消息。”
这本是一个肯定句，但普拉特看看谢尔曼，两人的表情都显得很奇怪。
罗斯福注意到了他们的神情，于是反问：“难道这是有可能的？”
普拉特说：“为免敌人发现行踪，斯坦德利舰队自出航以来就一直保持无线电静默，迄今尚未接到他们拍发的电报，也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收到了消息。虽说出现那种情况的几率很小，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为保万全，我们立即通过预备频率以及英方频率传送讯息，三个频率不可能同时受到干扰。”
罗斯福当然能够从海军作战部长委婉而官方的解释中揣摩出极端悲观情况的可能性，他不禁以手扶额：“噢，上帝保佑！如果我们在大西洋打输了，德国人的舰队和飞机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的东部海域，他们将在阿根廷建立陆上进攻的桥头堡，届时我们将不得不接受俄国和日本苛刻的参战条件，并寄希望于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抗衡德国人。”
普拉特起身道：“总统先生，我们不会让这种理论上的可能轻易变成现实，我这就去作安排。”
罗斯福做了个请自便的手势。等到普拉特离开了房间，他对谢尔曼少将说：“但愿我们最坏的打算永远只是打算。”
谢尔曼撇了撇嘴，表示理解和赞同。
接下来，罗斯福沉默了一阵，然后说道：“说说那位了不起的日耳曼海战之神吧！你们对他了解多少？以你们的眼光，他是否真如传言那样有着战无不胜的能力？”
谢尔曼深吸了一口气，以温缓的语气回答说：“我们应当坚信一个哲理，那就是世界上没有永不失败的人。无论多么伟大的指挥官，都有他性格上的弱点，这位深受德国和爱尔兰民众尊崇的强人也不例外。这些年来，我们认真研究了与他有关的大量资料，包括他在德国海军服役期间攥写的论文，指导爱尔兰海军教员编写的教材，发现他的多数军事冒险都建立在缜密的思维之上，也就是说，他事先考虑到了战场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然后从中选择一条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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