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7日晚上9时26分，夜渐深沉。欧洲北海，在微弱星光的照耀下，海面泛着幽幽的冷光。很难想象，各有近百艘舰艇和数万名官兵的英德主力舰队竟汇集在一处长宽不超过50海里的海域，除了舰尾方向的指示灯，几乎每一艘战舰都是漆黑一片，即便站在百米之外，它们也只是一片朦胧模糊的黑色舰影。澎湃的浪涛有节奏地拍打着这些钢铁战舰的坚硬外壁，均速运转的螺旋桨有力地搅动着清冷而苦涩的海水，在那高高耸立的桅杆和舰桥上，一双双眼睛在黑暗中警惕、戒备，谁也不知道战斗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降临，只能等待，静静等待……
视线回到德国公海舰队总旗舰“腓特烈大帝”号的战斗舰桥上，收到“隆恩”号发来的战术密电时，海军上将冯-英格诺尔指挥德国主力舰队已完成转向，14艘无畏舰和15艘前无畏舰排成长达十余公里的单线战列，以12节航速由正东偏南往正西偏北方向行驶。在这条战列两翼以及前后，由18艘德国巡洋舰和39艘大型鱼雷艇共同担负着侦察警戒任务，它们近的离战列舰纵队仅有三四百米，远的距己方最近的战列舰有四五千米甚至更多。
“据我判断，那艘落单的英国巡洋舰极有可能是贝蒂舰队的一员。鉴于它同我方鱼雷艇交战时是由北向南航行，我相信它多半是被派来搜寻我方主力舰队踪迹的，而非因为战伤掉队。”
这不慌不忙、不急不躁的推论来自年轻的德国公海舰队参谋长，霍亨索伦皇室的天才人物约阿希姆王子，此时此刻，他所面对的目光可不像是当初这一艘艘新锐战舰下水时那样充满敬佩与钦慕。海战不同于造舰，可以慢工细活、反复修改，一个哪怕最简单的决策也可能影响到整支舰队的命运。现在，德国主力舰队整体左转已有半个小时，英国大舰队的战列舰群却没有如想象那般出现在右舷方向，如果双方都没能抢占T字头，那么这场海战很可能以一种无序的方式上演，这样的话，德国主力舰队前强后弱的配置是存在很大软肋的，一旦英国的主力舰队连续转向，进而从德国舰队的战列纵队中后部横插过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夏树说话之后，霍费尔特上校，公海舰队最资深的参谋军官，前任舰队司令赫尔岑多夫最倚重的智囊，开口道：“眼下，我们同英国大舰队势均力敌，谁能占领有利阵位，谁的赢面就大一些。由于我们的侦察机迟迟无法把握英国战列舰队的位置，侦察舰艇也还一无所获，与其将决定权交给谁也无法掌控的运气，不如各舰向南，暂时离开交战海域，等到天亮后再寻找战机。”
就性格而言，这个建议应该很符合英格诺尔的胃口，所以他一言不发地看着夏树，希望这位身份特殊的舰队参谋长能够认同。
夏树未及表态，旁听者卢比奇上校插嘴说道：“我个人不赞同撤退。我们刚刚重创了英国的战列巡洋舰队，敌人士气低迷而我方军心大振，而且经过一整天的准备，全体舰员现在都调整到了战斗的最佳状态，哪怕我们在这场主力舰队对决中开局不利，凭借技术和战术的双重优势，最多损失几艘次要的战舰，胜利必然是归我们所有。若至明日再战，整晚心存顾虑，全体人员的精神状态当受影响。再者，要是英国大舰队拖着受损的战列巡洋舰向北撤退，天亮之后已经离我们很远，届时我们追击还是不追？”
这位舰长之前的言行表现给人的感觉是个鲁莽而直爽的大老粗，这番分析却是有条有理、头头是道。
年轻的戈德上尉，比夏树早一届毕业的基尔海军学院优等生，恭谦有礼地说：“长官们，能否容我说几句？”
英格诺尔不置可否，而得到夏树认可的点头之后，戈德上尉说：“我刚才在绘图室进行了仔细的演算，假设英国的战列舰呈单线战列，舰与舰的间隔为400至500米，那么整条主力战列至少有10公里长，以侦察机的报告和英国舰队的极致航速计算，它们应该还在我们北面，最有可能的状态是以单列纵队朝我们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贝蒂舰队残余舰只的位置行驶，航速则与我们相当。如此一来，除非一贯谨慎的杰利科在茫然无知的情况下突然转向，否则它们不可能插入我方战列的中后部。不过，刚刚从‘隆恩’号发来的电报可能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如果杰利科意识到我们的辅助舰队仍在向北移动，他可以排除我们有转向避战的意图而派遣更多轻舰艇来搜寻我们，这样的话，谁能率先找准对方，谁就能掌握主动权。因此，我建议派遣一部分轻巡洋舰和鱼雷艇向北实施快速侦察，即便有所损失，也比对方先找到我们更加有利。”
纵使是拿破仑那样的不世战神也会有算漏的时候，何况夏树的智谋有至少一半源于他对历史的认知。眼下这场大海战可以看成是日德兰之战的提前，而且到目前为止，引诱-伏击作战已经大获成功，后续部分属于历史未曾出现的，战术的决策把握只能依靠真正的指挥能力。听了戈德上尉的分析，夏树细细琢磨了一番，觉得派遣轻舰艇进行快速侦察确有必要，但如果等到它们发回侦察报告再调整航向，很可能错过最佳的攻击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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